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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6/02
为新工厂选址的瑞典制药工业协会代表团乘着火车摇晃了近10个小时，才从杭州到了无锡。无锡市医药局副局长过德馨迎候在车站。客人们被送到市区西面的一座花园，有漏窗的花园围墙已见破败，里面却满目是姿态优雅、苍劲的花树，背倚连绵起伏的一片山峰，前方正是碧波万顷的太湖。整座花园始建于七十年前，园主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经营面粉加工和棉纺业起家，是中国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发了财的荣氏购地造园，满植梅花，每年花期免费开放。在他们身后，荣德生之子、“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干脆将这座已逐年扩大到数千亩的江南名园赠送给无锡市政府，让它成了地地道道的人民公园。他们入住的中西合璧式样的小楼叫锦园宾馆，原是荣家招待宾客住宿和避暑的别墅，招待过许多国内外社会名流、国家元首，当年中国的领袖人物，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曾数次下榻此处。
罗兰·奥尔松拿到了毛主席住过的那间显然最尊贵、最有意义的房间。在访问名单上，他的职务是“瑞典制药工业协会总干事”，而其他几位都出自企业。在负责接待的中国人看来，这个“协会”大概就是一级政府机关的别名，“总干事”当然权力最大，远比那些公司总裁们更“重要”。罗兰·奥尔松惊喜地大叫，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展示他的房间，其他成员都有几分郁闷，更替项目的真正核心人物和考察团的领队雨果·铁林忿忿不平。连修养颇好的雨果也忍不住跑去问翻译：我的房间，是不是也有哪位有名的人住过？虽是意外插曲，却也让他对于中国强大的“官本位”文化有所领悟。
第二天，考察团就去看了无锡市准备用来迎接合资项目的第四制药厂新厂房。70年代末的无锡有六家药厂，和每个地方一样都是按数字顺序命名的，一二三厂都是做抗生素合成药的，五厂是中药厂，六厂属无锡县，做大输液。第四制药厂是惟一一家综合制剂厂，从片剂到注射剂、蜂皇浆冻干制剂全都生产，产品销路正旺。老厂在无锡老城北门，由几家解放前就存在的药品作坊合并而成，四面环水，没有扩大生产的空间。争了几年，无锡市才划了一块地给它扩建新厂。新厂房从1977年开始设计、动工，到1979年10月基本完工，只余内隔断和装饰未做。簇新的三层楼房，坚硬的水泥吊顶，墙壁贴着刚刚流行起来的瓷砖，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空空荡荡，还特地留下了技术层，准备以后安装空调。负责厂房基建的无锡第四制药厂副厂长廉复满怀自信，认为新厂房设计和建造水准属国内先进、江苏省最好，面积也够大，应该能得到外方首肯。然而铁林转了一圈后，却在墙壁前停下来，摸摸磁砖间的拼缝，摇头叹气：“这里不行！”
他告诉中方的陪同者们，按照GMP规定，生产输液产品的车间不能贴磁砖，因为几块磁砖之间的接缝容易积灰存垢。
“我们可以把它尽量填平，涂上白漆啊！”
“不，整个车间要在建造时就做到完全平整，地板、天花板都不能有任何缝隙或死角。否则每批产品做清场时，如果采用高压水枪冲洗，那些缝隙都会吸水粘住灰尘。”
大家都听懂了，可似乎又没有真正懂得：有两条缝隙算什么呢，因为这个就否定了整座厂房？——要知道，这可是国家医药局最支持的一个方案：利用现有厂房，可以少些投资，快些见效。
国家医药局最初的设想是把这个引进项目放在北京或者上海，不过两座大城市的反响远不如几座中等城市那样急切。这座刚建好的新厂房本来是江苏省医药局和无锡市精心准备的“杀手锏”，希望以此争得这个“国家级项目”。没被看中，大大出乎大家意料。无锡市领导紧急找来土地局和医药局，挑了几个可用地块，全都提供给瑞典人做另建药厂的选择。雨果·铁林等人的目光直指向太湖沿岸。他们看中的第一块土地未获批准，因为在远期规划中，那里将建成环太湖景观带，距离自来水厂也太近。无锡市方面又推荐了第二块地，在马山。
汽车在泥泞的砂浆路上颠簸、兜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一次次急转弯转得人头晕心慌，从车里钻出来，一脚踩上的是烂泥地。几个中方人员想的都是：“怎么选这么偏远荒僻的地方啊？”
车停在太湖大堤上。堤外是荡漾的湖水，堤内是茭白地、稻田和杂草丛生的沼泽，远远地能看到几间简陋的平房，却看不到人。沿着大堤走上一段，才明白为什么涌动的湖水显得格外高涨了——原来，堤外的湖水竟比堤内的田地高出了好几米。
几个陪同者都在留心观察瑞典客人的表情，揣测他们的想法，多少有些担心：如果他们看不中马山，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能落在无锡？结果出乎意料地顺利。瑞典人当即认可。
这下，轮到无锡人摇头了。
“马山等于是无锡市的‘苏北’，离市区太远，交通不便，无锡人不愿意去，将来的工厂会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他们善意提醒。
“不，这里有建设一家药厂最为重要的几点条件。离城不过十几公里，路况好了就会很快，一定招得到工人。”雨果·铁林坚持。
位于无锡城西南、与武进县交界的马山，原是太湖北岸边的一座狭长小岛，形状有点像玲珑尖瘦的中国旧式小脚。小则小矣，倒还算太湖内的第二大岛，也有足够悠久丰厚的历史。据说是秦始皇东巡留下神马蹄印让它得名“马迹山”或“马山”，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吴王阖闾建避暑宫留“吴王井”、吴王夫差大胜越国的夫椒之战留下战鼓墩，到玄奘法师派大弟子来建寺庙，小岛传说多多，证明它曾有过不少繁盛和热闹的时候。但到了近代，马山已是一片孤悬湖上的封闭之地：与无锡城交通全靠一艘渡船，摇上大半天才能进城，想当天返回都不容易。岛上的人民以种柑橘、杨梅、茶叶为生，轻易不外出，俨如生活在世外桃源。
小岛的安宁在1969年被打破。为了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大队人马从无锡市各区县、各个行业开赴马山，在岛的北侧紧连十八湾的地方筑起大坝，撩干湖水，花了两年时间，硬把太湖湖底变成了20平方公里的田地，也把马山从岛屿变成了半岛。围湖造出的地方称为马圩，成了当年“人定胜天”、“向湖水要良田”的伟大成果。这些新造土地被划分给各区各局，因为交通不便，大半撂了荒。七十年代中期，无锡市干脆把这里当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的去处——对那些牵肠挂肚的父母来说，让十几岁的孩子到郊区公社远远好过派去更远更穷的苏北或者北大荒；对于政府来说，那么多围出来的土地也有了开垦的劳力。
没有工业，从围湖新生的马圩到盛产柑橘、杨梅、芋头的马山，在他们到来的时候，蜿蜒起伏的漫湖丘陵地上，满眼是茂盛葱郁的绿色和轻松闲在的田园气氛。吹过三万六千顷湖面的东南风，带来了湿润、洁净的空气。脚边虽是泥滩，湖水却是一碧万顷，近岸处清澈到可以清晰地看见湖底青绿招摇的水草。
他们选定的厂址就在马圩，眼下还是崇安区农工商公司的一片农田。“一级空气、二级水质”，是中科院对这一带的测定结论。即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乡镇企业早已悄然起步的苏南，这样位于城郊却保存了“净土、净水、净空”状态的地方，也并不太多。这些才是雨果·铁林最满意的地方。
雨果·铁林将选定马山的原因逐条分析给中方听：其一，无锡毗邻上海，今后国际差旅、货物进出口和拓展市场都很方便；其二，这里四季分明，阳光充足，安静，温暖，比较适合瑞典人生活；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将要建设的这个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药品生产与质量管理规范” (GMP)标准、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营养输液车间，对于自然环境依赖度很高，洁净的空气和水是保证生产环境的关键，马山恰恰拥有这不可多得的条件，附近完全没有存在污染隐患的化工等企业，在规划中，这里也是受保护的旅游渡假区。
如果雨果·铁林有机会放开眼界，绕着广大的太湖走上一圈，看到那些正悄悄排进太湖和入湖河流的污水浊流，或许会改变他的决定。他不会想到，几年之后，工厂刚刚投产，太湖水便不复清澈美丽。虽然地处受保护的国家级太湖旅游渡假区内，但整个太湖流域的人为污染、富营养化引起的水质污染，依然让这个对于水质极为敏感的企业吃足苦头。
选定厂址的第二年，无锡特地在马山镇设立了市政府马山办事处。两年后，又临时成立了马山工业公司，来代表马山地方与外方签约，在华瑞项目中占股3%。
连马山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这片偏远乡村发生飞跃的真正开始。一家著名的合资药厂引来了20多家合资、独资的医药企业落户，十几年后，这里已建成了“华东药谷”，凭藉广告狂轰滥炸而闻名全国的保键品“脑白金”、“黄金搭档”、“瑞年”等等，也都把工厂设在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幽美半岛中。
1983年新年才过，无锡市叶片厂的小车司机孙席良开着厂里的上海牌轿车到人民路、五爱广场附近的市影剧公司大楼来报到，一路上有点垂头丧气。前两天，厂长找他谈话：“马山有个新成立的合资药厂，通过市政府到我们厂来借车、借驾驶员，你去吧！”
他不乐意。在叶片厂干得好好的，老婆快生孩子了，去马山等于每天出差，山路又难走，他可不想多事。但厂长也一脸无奈，连吓带哄：“这是上头的指令，就借三个月，克服一下困难。你去主要是帮外国人开车，不要出洋相，坍厂里的台。”
“文革”后刚从“工农兵”改名为“五爱”的蔽旧影剧院的背后，斜矗着市影剧公司的六层办公楼，楼门口果真挂着一块方方正正的新木牌，写着“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筹建处”字样。孙席良一路问上四楼的一间办公室，被引到一位高大外国人面前，一阵叽哩咕噜的外语对话之后，对方一脸“总算等到你了”的高兴表情。翻译说，这是华瑞公司的总经理罗兰·奥尔松先生。我们只借到了这一辆车，今后总经理和所有外方经理都由你接送。
几天后，孙席良拿到了编号00010的工作证。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接送外国人——总经理、项目经理、各种设计和设备专家，跑火车站、湖滨饭店，跑马山，到南京、上海的机场、海关，跑来跑去，忙碌得忘了当初的抱怨和不情愿。办公室里人人都忙，不出车的时间他也帮着打字、收发。公司里只有奥尔松先生和项目经理随身带来的英文打字机，中文打字需要找到小铅字模，一个一个塞进去，再“啪”地一声敲到纸上，怎么也快不起来。公司只有一位翻译，电话也远不像今天这样普及，孙席良载着外国人出差办事，却半点英文都不认识，做得久了才渐渐听懂一些常用词和简单用语，常要使尽浑身解数做沟通。一个星期天下午，原本准备回到宾馆的奥尔松突然说要先去“CHINA BANK”，孙席良懂了“CHINA”却不知什么是“BANK”，一方一遍遍重复加上比比划划，另一个则不得要领，十几分钟过去，只能无奈地对视、对笑，都急得额上冒汗，一个担心赶不上银行营业时间结束，另一个怕误了事，这可是外事啊。临了，还是罗兰·奥尔松摸出钱包做了个取钱的动作，孙席良才试着将车子开到中国银行。
忙忙碌碌的三个月很快过去，上海牌轿车归还了叶片厂，孙席良却没能回去。总经理奥尔松把报告直接打到无锡市人民政府，要求“让孙席良先生成为我公司的员工，希望市政府能够予以考虑”，叶片厂厂长大呼上当：明明说好借调，怎么变成抢人了！
华瑞第一批骨干员工，不少都是这样由“借”而“抢”来的。另一名司机宋建华刚在市里技术竞赛中得了名次，赶上华瑞开董事会，急需有政治和技术上都过硬的司机，说好临时借用10天，结果竟借了几个月——送走了外宾，又忙着驾驶解放牌卡车每天跑张家港、跑上海，去接进口的设备材料。原厂来要人，华瑞又找到市府秘书长蒋式东。这位帮他们“抢”了不少人的秘书长想了一招：“老借不是办法。干脆你们列一份用人名单，市里发份文件集中解决一次吧！”一份20多人的名单很快发给了劳动局，蒋式东找齐了相关局的领导，传达了市政府的意见：“华瑞是无锡市的重点项目，又是合资企业，事关国际影响。如果它要借调哪个局的职工，都要无条件支持！”然后，请到会者逐个表态，再念一遍华瑞的要人名单。劳动局局长还在旁边打着哈哈“威胁”说：“哪家要是不支持，以后再来要什么劳动力指标，我们可要多考虑考虑啊！”
“抢”不过是形式。实际上，这些借调者经过几个月工作和观察后，心里早已有了选择。孙席良、宋建华们都愿意留在这个八字没一撇的新公司，哪怕有人提醒说“合资企业做不长的，将来说辞退就辞退你”，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在这里，他们每天都紧张忙碌加班加点，但收入待遇比在原单位高出一截。更重要的是，这里既有规矩又气氛融洽，大家加班做事不计较报酬，工作效率格外高，做什么都有劲头，都开心。比起来，才知道原先在国营企业时的日子过得多么懒散、空度。
这样的调动故事，在华瑞草创年代里比比皆是。比孙席良更早来到影剧公司四楼那5间租来的办公室里上班的人，除了总经理罗兰·奥尔松外，还包括了基建项目指挥部的负责人沈仁涌、廉复，以及李国杰、高介民、邓海根、孙惠民、邵利兵、钟元根等工作人员。他们日后分别成为公司的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骨干、技术专家，但在最初的日子里，虽有粗略分工，却是事情头绪远比人手多，大家都觉得自己像打杂的。
第一批华瑞员工中转业军人占的比例不低。究竟是当年无锡医药系统转业军人安置的压力太大，还是出于中外合资企业员工要有更高政治素质的考虑，不得而知。后来担任华瑞公司党委副书记的邵利兵，是在1983年1月5日来公司报到的，他刚从南京部队转业到无锡，报到手续还没办好，就被派到南京去办理公司的工商、税务登记等手续了了。合资企业还是个全新概念，整个江苏省只有一家无锡与菲律宾方面合作的江海木业公司。华瑞是第二家，营业执照应该怎么申请，要跑哪些机构，准备哪些材料，从申请的人到审批的人，全都心中无数。好在有江苏省医药管理局和无锡市的重视，1月26日，在南京守候多日的邵利兵终于小心翼翼地捧回了一张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3月份，曾在无锡当兵并和当地姑娘结婚的浙江人钟元根也调到了华瑞。无锡市医药局领导动员他到华瑞的理由是：“这是个合资的新单位，以后能解决住房，你可以先去帮帮忙，不行再调回来。”他做的工作叫总务，事情当然更是杂七杂八。从打扫办公室和宿舍卫生到为川流不断的客人们订房、订票、安排接待。最难订的是火车票，车站不提供电话订票之类服务，想买票只能骑着自行车跑到火车站计划室先做预订，然后开好介绍信，说明需要的软卧、硬卧车票数量，凭着计划室的预订单到票务处排队等候，经常要排上大半天才能轮到，而想要的那班车票却卖光了。想要预订宾馆房间，一样只能跑过去联系。涉外宾馆总共只有两家，不及早订很可能会没房；中方的董事会成员、尤其是“高老太太”——私下里他们都爱这样称呼董事长高惠如，来时最爱住在梁溪饭店，那是无锡市政府对外接待的定点宾馆，“客满”牌子高挂的事也不时会遇上。
很快，钟元根和稍后来到的方子文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招人”和“挖人”。按照公司第一次董事会的计划，1983年本应招收到25名员工，然而合乎要求的人员太少，能够调入的骨干更是少之又少。罗兰·奥尔松和沈仁涌向董事会报告，把年度进人计划减少到18个人，以期能够实现目标。但在1983年8月举行的第二次董事会上，还是决定要在1985年之前把整套生产、管理人马基本配齐，达到100多人的核定人员数量。
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有用的骨干人才。但那还是在八十年代初，一场浩劫过后，几乎每个行业都是人才紧缺。“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接受过系统教育、又没有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彻底荒废掉的专业人才，已经步入中老年，他们倒霉了大半辈子却突然变得炙手可热。想要得到其中哪一个，都非得去想方设法挖人墙脚才行，因为这些技术骨干、专家，都是有组织有单位的，不是机关、研究所就是国营企业。有些单位里这样的知识分子成堆，平时或许冷落闲置，但你真想挖动哪个，他还是不肯放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只好私底下找上这些专家、技术员的家门，说服他们变成自己的“星期日工程师”。
外资企业当然不会“沦落”到找人兼职、打短工的地步。华瑞刚挂上了牌子，尚在基建，但这是国家医药管理局直接投资的重点项目，又有无锡方面的大力支持，闻名而且看好它的发展前景想调来的大有人在。即使如此，为了调动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钟元根多半还要三番五次地找上劳动部门当调解人，做对方的思想工作，请对方开绿灯，“支持合资企业的事业”。挖一个人跑上十次八次是常事，所以调人就叫“跑调动”。好在此时无锡只是一座中等城市，主要政府机关都在直径3公里的城市之内。有时他们磨破嘴皮也说服不了对方，又舍不得那个员工，就来硬的，鼓励他“先来上班，等到解决了问题再办调动”。有胆大的就直接跑到华瑞来上班——一位原在某自行车厂工作的美工就是这样的“勇士”，此人争取调动不成，干脆找到厂领导交上辞职报告，放弃了干部编制跑来华瑞当合同制工人，原单位万分恼火，任你哪一路组织来做工作，硬是卡住档案不肯放。直到两年之后才交给劳动局，而按照当时的人事编制规定，那位美工自此便只能是“工人”，虽然华瑞提供的明明是干部岗位，劳动局也出于同情而给他破格定成“三级工”。这样的例子极其少见，多数人仍然“胆小”，生怕被扣留了档案，或者档案袋里被装进什么不良材料，埋下祸患。
整个公用工程系统，从锅炉、空调到水暖、水管等的日常运行和维修，需要持证上岗的一批技术工人，几乎都是这样连挖带抢地从别人的“墙角”里搜到、配备齐全的。从1983年到1985年，钟元根多数时间就是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来往于劳动局和各单位的人事科、劳资科之间，绞尽脑汁打通关节，时时处处磨嘴皮求人“帮帮忙放一放人吧，支持我们新建的合资单位”，又对于看中的人才许愿：“马山是离市区远，但将来有厂车。待遇肯定比你们那儿好，一进来工资就能增加百分之三十！”多数人的工资在五六十元，乘上130%，每个月能多赚二十多元，再加上五块、十块的奖金和进山费之类补贴，在当时，确实是不小的诱惑。
与公用工程不同，华瑞生产线上的技术工人只有一个来源：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间招聘。“尽量不用那些已在国内其他药厂工作过的工人”，是瑞典人的要求。
最初的希望是从无锡市医药局下属的医药专科学校中招收中专毕业生，但那实在有限，连续两年只争取到10个名额。中专毕业生正吃香，无锡市的大小药厂、药店，不怕没去处。肯到华瑞的那几个人，多半是在父母的坚持下才同意来的。第一次坐上班车去马山，回家后多数人都忍不住发脾气：“谁愿意到这个破地方来啊！那么远，车子开来开去都开不到。到了也就是一片茭白田、烂泥地，什么现代化工厂啊，完全是乡下……”18岁的中专生凌云对着拿“合资企业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说服她的父亲这样嚷嚷。
“招聘会”是个新鲜事物，刚在各地兴起。无锡市劳动局也开始在市工人体育场举办定期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双向见面的招聘会。1985年暑假，一场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会正在进行。经过体育场的路人纷纷在华瑞的招聘点停住脚步，看个新鲜：公司把一辆崭新的“考斯达”开进体育场，车顶上摆放了两台多数无锡从没见过的29寸大彩电，循环播放着宣传片——介绍国内的合资企业情况和华瑞的未来。主持招聘的不单是中国人，还有三位外国人。这个亮相实在抢人眼球，能显出企业的不俗起点和实力。相比之下，其他单位多数都是一纸手写的招聘岗位布告、一张桌子和几个人，顿显简陋寒酸。当下就有胆子大、会说外语的学生或者他们的父母，上前去和老外聊天——哪怕是练练英文呢，也是好的。
同场招工的，就有不少工种、待遇肯定不会差的热门国营单位，比如银行、供电局、旅行社等等。“合资企业”四个字仍然让人有些不知深浅。但华瑞的亮相，还是为她赢得了高分，尤其是对一些不太愿意服从于社会惯常程式、渴望能在安稳之外有意外惊喜的年轻人。
“这家企业比较正规，应该会有前途。先去看看吧！”看来看去，高中毕业生王肖兵的妈妈这样说。
这一家三口其实是宁波人，父母当年从上海调到哈尔滨，工作多年还是渴望回归南方，不久前才幸运地调进无锡。要等到儿子找到工作、落地生根，恐怕才算是真正有了“归乡”的安心踏实。这对父母郑重其事地为儿子报了名，又专程跑到马山去看——其实那时厂房才刚刚动工，完全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最后下定决心，就是这儿了。
20岁的李君卿也是被29寸彩电和抢眼的广告片吸引过来的。他原本是来体育场踢球的，现在却丢下同伴跑到了华瑞的招聘摊位前。三个老外，二台大彩电，1985年的中国，这样的招工场面确实少见。李君卿好奇心大起，想挤进去瞧个明白，没想到，这回凑热闹，能就此改写自己的人生。
与其他人不同，李君卿已是一名大二学生。只是这大学是听从“父母之命”的结果，他毫无兴趣，以至于常常逃课去踢球或闲逛，一直渴望能有个机会离开无法自主的生活，早点赚钱来帮助家里。看见这家新奇的华瑞公司，他眼睛亮起来，当即询问：“你们招不招往届生？”回答是可以。虽然有些犹豫，但对方还是收下了这个留着长头发、看上去有点叛逆的青年的报名表。
这一次，华瑞总共招收了40来名新员工。他们中间最大的20岁，最小的17岁，职业经历上全都一片空白——白到可以更容易地建立一整套高标准的生产行为模式，这正是华瑞的管理者们想要的。虽然还没有完成60名的计划指标，却也算得上是大丰收了。工厂是在无锡人眼里无比遥远的马山嘛。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不至于打退堂鼓，他们还没忘时时做做工作，说说华瑞的好；外调时只要在学校里没有违法乱纪纪录、功课过得去的，就都收下来——几年以后，再说起当初华瑞招工的宽松容易，人们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如今，哪一次的招聘会上，华瑞的招聘摊点上不是人头攒动、一呼百应的？
钟元根忙着招工的时候，方子文则在跑大学、要进人指标，希望尽可能多吸收一些大学毕业生。目标主要是两个：沈阳药学院和南京药学院。这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药科人才培养基地，追溯历史，都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医、药教育分离，它们接收了多所大学药学系或专科学校的师资，一南一北，成了直属国家医药管理局的两所综合性药科大学，毕业生十分抢手。方子文的主攻目标是南方生源相对集中的南京药学院。由于有国家医药局和江苏省医药局两家股东单位和药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宣传，还在纸上蓝图阶段的“华瑞”大名已不胫而走：国家医药局重点项目，由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出面投资的全国第二家合资制药企业，起点高；能接触到先进技术设备和新药信息，比如它将生产的全静脉营养产品，在我国就是空白，连课本上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工资高，还有机会出国……在这个朝气蓬勃的青春年代里，更能鼓动这些充满理想激情的年轻人去往一座小城郊外仍是一片荒野的新工厂的，不是个人待遇的诱惑，而是老师们对于未来和责任的描述：“这是一个全新的合资企业，需要有高技术、高素质的年轻人来接管！”
华瑞因此成了当年不少药学院大学生的向往之地。麻烦的倒是，那时的就业叫统一分配，牵扯到户口、档案关系、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供应指标等等，需要由用人单位向上级主管部门逐层上报计划，省市人事部门汇总后与其他机构协调，统一调配进人指标，再发到高校所属的国家或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由他们分解指标到各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后者再进一步分解到各个院系——显而易见的是，真正的供求双方是完全不能见面的双盲选择，隔着这样长的通道这么多的环节，多出的不仅是运行成本，还有风险：供求信息可能会在传递的过程中耗散、变化甚至失真，任意一道环节的疏忽、淤堵都会影响最终结果——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1984年，求贤若渴的华瑞一下子从南京药学院要来了16名应届药科专业大学生，如果没有医药局的支持，实在很难想象，他们能拿到这么多名额。7月初的炎热天气里，这批大学生们拿着到华瑞公司的派遣单到无锡市报到，却发现多数人的去处都是其他国营药厂，心里不禁有些茫然失落。医药局人事部门的想法是：华瑞公司还在基建阶段，暂时不可能需要这么多技术人员，大学生们得先到其他单位去锻炼。
从学校直奔无锡的陈岳云，拿到了去华瑞报到的介绍信。刚出医药局的大门，就碰上一起分来的同班同学，听说他进了华瑞，对方忍不住惊讶地大叫：“你怎么分进去的？运气这么好！”听得陈岳云一头雾水。他按着指示找到影剧公司四楼的华瑞公司办公室，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听说他是南药分来的，马上笑逐颜开，关心地问他：“有没有回过家？我们这里很需要人，但你刚从学校毕业，也需要休整。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一两个月再开始工作？”
中年人说话带着宜兴口音，连家在苏南的陈岳云听起来也有点儿费力，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对方的体贴，觉得这是一家挺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他惊奇的是，眼前这个讲不好普通话的中年人，一转身去和老外交谈时，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马上决定，留下，开始工作。
很快，他就知道，这个中年人叫邓海根，以后华瑞公司质量检验部的负责人，中国第一批输液生产GMP专家。
他还知道了，那一年，真正直接分配到华瑞的南药毕业生，只有2个人：他和宗洋。十年后，这两位同届分配中“仅存的硕果”将成为华瑞生产管理系统的中坚人物，也是中国制药行业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仍然十分稀缺的一类人才。
不过现在，他们还是两个两手提着简单行李的大学生，需要的是一个住处和一些实践的机会。陈岳云和宗洋被安排住进中桥二村84号，那是无锡第四制药厂“友情出借”给华瑞公司的三套宿舍中的一套，他们要和刚从内地调到华瑞的活泼而细致的一对中年上海人夫妻李一洁、张信伟合住。不久，一个留着凌乱长发、穿着条喇叭裤的年轻人开着一辆“玉河”牌轻骑摩托跑来帮着他们搬行李了。这个中等个儿、一脸满不在乎的不驯表情的男同事，一见他们就热情地招呼：“你们好！我叫刘洪泉，是搞财务的，比你们早来一年。跟我走吧！”
八年以后，此人是华瑞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十七年后，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他将成为这家公司的掌门人。
同样，1985年分配给华瑞且真正来公司报到的大学生有7个人，不过几年之后仍然只剩下了一个来自沈阳药学院的马汝孟。每年，方子文他们都努力地想从两间药学院得到更多大学生，连续签约几年，仍然如此，名至而实不归，想来的人多，真正分到公司并留下的人少——在这轮的人才抢夺竞争中，他们还远远没有显出优势。不管怎样，到了1985年底，公司员工终于按照预算计划的，达到了100人。1986年底，已经有260多名员工在册——这是开工生产时需要达到的员工数——其中不少技术工人或干部的档案还滞留在原单位或什么地方，要到一两年之后才能办好手续，但毕竟，人员是到位了。
比大学生更紧缺的，是中高层管理人员。1983年底，副总经理李信向国家医药局人事劳动司、江苏省人事局等单位提交了一份“华瑞公司急需干部和技术骨干人员情况报告”，列出的名单包括：副总经理1名；技术负责人1名；销售负责人1名；采购供应负责人1名；行政负责人1名；质量检验管理负责人1名；各生产线质量检验负责人3名；药品的研究与开发2名；针剂、输液车间主任及技术骨干8名；片剂车间主任及技术骨干6名；包装车间主任1名；仓库主任1名；产品经营骨干3名；书记1人；基建所需的技术干部，化工设备2人；电器1人，仪表1人，英文口译1人，基建会计1人。
这些关键人员，需要放眼全国各大药厂来物色、调集和配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中国每次新建一个制药企业，都是这样解决干部问题的。这正是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内核：政府能调动一切，从资金、原材料到人员，短时间、单个项目看，这样做，见效快，易出成果。新中国第一批建设的四大药厂，便是举全国之力建成的。六十年代，政府出于国防安全考虑搞“大三线”工程，将药厂建到中西部的山坳坳里，就再从已经顺利运转的华北药厂、新华药厂、东北制药厂等大企业中调集一整套人马，从领导班子到技术人员、老工人，都由各地“空降”，一转眼间便在当地自成一格，形成一个特殊的移民社会。从方言口音、饮食习惯、穿着打扮到教育孩子的方式，无数个细节，都与当地人迥异，一望可知。
这类小社会里，“阿拉上海人”是最显眼的一群。他们人数众多，几乎散布在每一个有着大中型工业或科研项目的地方，哪怕已落地生根多年，多半还讲一口嘁嘁喳喳的上海话，在穿着打扮上自成一格，家里多半整洁温馨井井有条。在物质贫寒年代里，这种细致、坚持和精于算计，让他们很少能真正融入迁居地的社会生活，当地人多半只当他们是临时寄居的远客。光是在医药行业，从1955年到“文革”之前的1966年，上海就接受了24个支内、援助项目，从整个工厂的转移、一个车间的拆迁搬家，到负责设备安装、技术管理人员配备、整个生产运转的包建和援建，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往各地的干部、技术人员，恐怕更多。
到华瑞开工建设的时代，政府部门调拨人才集中支援一个项目的做法依旧，却已开始不太奏效。相反，许多早年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需要奔赴中西部和边疆的人们都在寻找各种机会，努力回流。像鱼儿溯游和大雁南飞一般，人的归乡愿望真是不可理喻。在这些当初迁徙远方的上海人乃至江南人身上，它是如此强烈，不屈不挠地驱动着他们断然离开经营几十年后已十分熟悉顺当的工作、生活和人际环境，甚至是抛妻别子，也要回到或许并不再欢迎自己的故乡，哪怕那里并没有更多机会、更富有的生活，只是为了心里的亲近和安宁。这也是上海最拥挤和破败的年代，从工作岗位到住房，都人满为患。因而不少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将选择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三角洲，能够找到对口单位合适岗位最好，甚至放弃专业一心只要调动成功。
无锡正是离上海最近的城市之一，在这上海支内人员的归乡热潮中，华瑞顺利获得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华北制药厂的张信伟、李一洁夫妇回来了；湖南制药厂的朱望东、娄有宜夫妇回来了；钱义棠、潘涛夫妇来自四川乐山；王忠民来自河南；华山脚下的西北第二合成药厂一下子就有吴昌振、陈玲湘夫妇，袁松范、周善初夫妇和姚昆至等好几位上海人投奔了华瑞；还有说话时一口一句“好咯”的李国杰；当翻译的毛俊平——此人曾是上海教会学校圣方济学院的学生，在全英文学习环境里长大，虽然几十年没怎么用，但一口英文还是比刚刚跟着收音机里的“许国璋”自学的人们说得道地、自然；有人介绍曹象贤来做会计，此人已届退休年龄，但毕业于早年的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对现代西方会计规则、预算和成本管理体系还能略知一二。新中国的企业多年来全盘采用苏联模式、与计划经济相应的记账会计制度，像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吃香起来。虽然在多年改造之后，他们的学识也磨损残缺了大半，但至少还能知道外国人在说些什么。
常州人潘裕曙调到无锡来，也是因为他有个想家的上海籍妻子，六十年代同到重庆工作，到八十年代中期，潘裕曙当了桐君阁药厂厂长，但得到华瑞董事长高惠如的一句邀请和许诺，还是乐意调到华瑞，哪怕从一厂之长变成了办公室主任。
在华瑞的“上海人”名单上，还要加上王关松和沈仁涌——他们都曾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在同一时期的旧上海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一代人。出身于上海的没落工商业大家庭、实际上却过着贫困市民生活的王关松，一直勤奋好学、技术专精、性格平和，年纪轻轻就成了“可以使用的技术干部”，几十年里一直谨慎小心地过着机关里的生活；沈仁涌则是在上海滩发迹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惟一叛逆，几个兄弟都经营衬衫厂，只有他在读书时参加革命，成了地下党人。一到政治运动兴起，他们都是被批判和运动的对象，边检讨边工作，这样过了几十年，逢上改革开放，忽然成了时代舞台上的“主角”。
无锡人廉复、杜保中、沈维钧同样也在返乡人群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廉复1957年从南京药学院毕业后先到东北制药厂再去支援大西北，自己在宁夏，妻子在无锡，两地分居过了二十年。虽然出身也算根红苗正，他却喜欢钻研，总有“走白专道路”的嫌疑。好不容易等到“文革”结束，终于调回无锡与家人团聚，才有了踏踏实实专心做事的条件。他负责第四制药厂新厂房建设，华瑞的股东们没看中新厂房，却认识了廉复，1983年1月1日一挂牌，就把49岁的他调进公司，筹备基建。杜保中毕业于江南大学食品系，1955年留学苏联之后参与华北制药厂建设，直至担任这家万人大厂的副总工程师。早期偶然卷入华瑞项目的专家不少，他却是最终选择为它工作的极少数，原因之一，大概也是能够从干燥、粗糙、蔬菜少面食多的北方，回到温暖湿润的江南鱼米之乡。沈维钧则从四川长征制药厂回来。这是一座典型的“三线”药厂，由华北制药厂包建，最初的厂址竟选在金沙江畔的山洞内。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抗生素专业的沈维钧在那里从挖土、当工人做起，近20年后成了厂长，伴生的却是久久不愈的心肌炎和心底的憾痛——一儿一女自小就被放在故乡，随着他们的成长，空间距离开始变成两代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思前想后，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如归。
两位西装笔挺的外国人，十来个从西服、中山装到衬衫都有的中国人，几名无锡的报纸、电台记者，三三两两围观看热闹的农场职工和马山百姓，一群群从树枝间惊起乱飞的鸟雀。华瑞公司的基建开工和奠基仪式远没有后来的开业典礼那样风光和引人注目。1984年6月6日上午。一支20多人的业余铜鼓乐队吹吹打打奏出的欢快乐声里，高惠如、雨果·铁林带头举锹，将一块刻着“华瑞公司奠基”字样的青灰石块半埋进土里。随后，所有宾客都被请到离无锡市政府驻马山办事处不远的部队食堂去就餐。当天晚上，无锡的电视和电台播发的华瑞奠基新闻里都有铜管乐队震天轰响的背景，不由人不注意。记者们报告说，这是迄今中国最大规模、最先进的中外合资药厂。为支持合资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无锡市已经成立了由副市长薛承志为总指挥的华瑞建设指挥部。项目建设工期为23个月，将在1986年竣工投产。
这是精心选择的日子：6月6日是瑞典王国的国庆节，也是以总理赵紫阳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瑞典的第一天。华瑞的开工消息已电传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并转报中国政府代表团，以便在随后的行程里，赵紫阳能够向瑞典领导人通报中瑞第一个合资项目令人兴奋的进展，以显示中瑞两国友谊和合作的美好前景。
这边的董事长高惠如和副董事长雨果·铁林却都一脸严肃，有点发愁。眼前还有不少问题等着解决：阿斯特拉公司开发部和上海医药设计院合作进行的药厂初步设计，进展不顺。按照协议，瑞典方面负责主厂房、实验楼的工艺、设备、管道、建筑等核心工程设计，上海医药设计院则负责此外的全部公用工程和配套工程，后者是中国医药工程设计领域的权威，绝大多数骨干药厂都由他们设计建造。但这个联合设计小组在瑞典开会就发现，他们对于公用工程的标准的理解和要求大不相同，需要更多时间来沟通。在1982年12月召开的华瑞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上就不得不宣布，将初步设计工作时间延长三个月。大半年之后，他们拿到的初步设计方案中，投资概算已大大突破了可行性报告的估算——从2600万元变成了3170万元人民币。
高惠如和雨果·铁林都吓了一跳，坐下来前后对比研究，发现超出的570万元完全不可能再缩减，主要原因在于新添了一些不能不增加的项目：太湖底地质构造特殊，外方要聘请两位地质钻探专家、把重达300公斤的压力测试仪等设备从瑞典运来，进行补充压力试验。要防止建筑沉降出现裂缝，需要填高土地，加固地基，增加70万元；由于地下水位高，生产车间不能放在底层，建筑从一层改为二层，两层主厂房共8000平方米，仓库3900平方米，整个工厂更从原来的11675平方米增加到19446平方米，空调、电器、管道都得相应增加，光是这一笔就得增加250万元。因为找不到现成的氮气供应，他们需要自建一座生产能力为每小时100NM3的高纯氮生产车间，多投资50万元；公用工程消耗量也比可行性研究中成倍增加，主厂房和实验室的变电所投资，原来是6万2千元，现在却高达96万元，用电从1700千瓦变成2700千瓦；中方计算设计安装费时，算的是直接费的20%，但瑞典专家却说，50%才是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他们不能随意降低；连厂外的绿化都要再多投入8万元。
高惠如忍不住要质问铁林：“你们是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的技术总负责人，两次预算的投资额相差这么多，是怎么做的？”
华瑞项目启动至今，她发急上火的次数太多了。最着急上火的一件事是，拿到了营业执照的华瑞，竟然还没有找到代表中方管理的第一副总经理。根据合资法和华瑞的合同规定，公司应由一名代表瑞典的总经理和一名代表中方的副总经理共同主持。瑞典方面派出的总经理罗兰·奥尔松1983年1月14日上任，一连几个月都找不到相对应的中方负责人，面对大量需要和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工作，只能摊摊手表示无奈。
高惠如为华瑞选中的第一任中方副总经理是杨昌基，时任河南省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最初，一切顺利：已在化工和医药行业机关工作多年的杨昌基希望换个新舞台，他的妻子朱明英正是华瑞项目可行性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上，高惠如的推荐得到顺利通过，国家医药总局随后到河南去调人，没想到刚上任的河南省委书记正为缺少可以委以重任的企业管理人才发愁呢，看到商调令和报告，询问了杨昌基的情况，如获至宝，不予放行，并且当即将杨提拔为省体改委副主任，不久又任命为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50岁的杨昌基命运就此改写。几年以后，他更被朱镕基看中，成为上海市浦东开发的第一任负责人，当过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和国家经贸委常务副主任，退休后还担任中国联通的董事长，至今仍是财经领域的活跃人物。
杨昌基不能到任，高惠如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合资与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大不同。通过国家医药局与地方协商，再加上个人关系，她费力调来另外的人选，人来了，外方却不认账，总经理奥尔松拒绝和对方联系工作，说是未经董事会通过、单单中方私下做主的任命没有效力，仍在继续抱怨没有中方的执行副总经理是多么影响工作。这样尴尬的局面拖了近半年，一向爽快果断的高惠如当着自己的老部下急得流下泪来，直嚷着：“我难死了！”几经交涉，最终，原来担任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外经处处长的李信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是华瑞项目前期调研谈判的主要参与者，此时正担任华瑞董事，外方印象良好。
副总经理没到任，资金也没到位。按照合资合同，中方要拿出相当于500万美元的人民币和100万美元，而且美元出资部分都要进入中国银行无锡支行。双方约定，头一年要分两次拿出总资本的15%，第一次在1月20日前到账。瑞典方面依约行事。中方以外汇支付的10万美元却拖拖拉拉过了3个月才到。因为要拿人民币换取外汇，需要办理的手续太多、等待报告和批复的时间太长。在中国人看来很可理解，不曾想，总经理奥尔松就拿出一份报告，指出因为中方外汇没有及时打进银行，按每年浮动利率2%计算，华瑞公司会因中方外币出资延误而少收入500美元左右的利息，要求予以追补。他还对中方出资的人民币部分只能按国内建设拨款程序汇入建设银行管理的规定强烈不满，提出，这部分资金应该按照中国合资法第八条“合营企业应在中国银行或者经中国银行同意的银行开户”的规定，存入中国银行。这不满的根源在于，他发现这笔划入建设银行的钱只能得到2%的利息，而存在中国银行的美元利率却高达9.8%！这个瑞典生意人实在难于理解，既然放中国银行的外汇资金可以得到更多存款利息，为什么这笔已经属于华瑞的钱不能转进中国银行，既便于统一管理资金，又能多拿点儿利息呢？
事实上，到中国的最初半年里，罗兰·奥尔松真是处处不顺，怨声连连，妻子巴布鲁·奥尔松倒比他更快更轻松地进入了新角色——她主动请缨，教公司职员们学英语，每周两次，深得人心，瑞典股东方制药“康索辛”干脆聘任她为半职工作人员。罗兰·奥尔松烦恼地发现，无锡的办公室都没有暖气，冬天比在瑞典更湿冷难熬，他简直没法坐下来办公，当地的人们穿着臃肿的棉衣，冻得手脚红肿，甚至戴着手套做事。他提出想要一只电暖炉，办公室人员四处购买，却不容易买到。和中国的各类政府机构打交道，从办理海关手续到处理劳动工资、人事、财务管理等等，动不动就得到“按照某某文件规定，我们不能批准”的回答，而他根本看不到这些文件究竟是如何规定的，“看来那些要我们执行的文件就写在办事员的本子里，他们只需给我一个口头说明。”他抱怨道。因为“内外有别”，合资企业不在按行政规定的许多文件发放范围。但是，他们又得和普通国营企业填报一样的表格，定期上报统计资料，尽管其中很多项目和一个合资企业的经营毫不相干。惟一能够得到、对合资公司利益有保护作用的是《合资法》。其他与合资企业有关的法规，在罗兰·奥尔松看来，都做得不够规范。1983年5月，财政部宣布开始试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试行草案）》时，他恼火地表示抗议：在没有英译本之前，公司不能执行这一会计制度！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很为难，表示他们无权翻译部委文件。奥尔松干脆向国家医药管理局和对外经济贸易部打报告提意见，希望他们能够像对待国内企业一样向华瑞公司转发国务院和其他各有关部门下达的有关文件，对于那些合资企业必须执行的文件，还应该同时提供英文版本。这一要求得到了部分回应，却已是后来的事。那份关于合资企业会计制度的文件，还是公司请了合作的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帮忙做了一个英译本，拿给奥尔松和瑞方派来的财务顾问看，以便尽快落实执行。
奥尔松不能习惯的事还有很多：外国人都不能自由活动，连到马山工厂都要每次报告，拿到通行证才行；公司为他和妻子办了外国人居留证，无锡公安局的人说是“国内护照”，可等他在上海、北京出示这张纸片时，对方全不承认；他带了一只摄影机入境，海关检查时一点麻烦都没有，入境后他却得到一纸通知，说他要为这台摄影机缴纳150%的税，因为他既不是短期旅游者，也不是受中国政府聘用工作的专家，不能享受免税；他和妻子拿着人民币却买不到生活用品，因为还需要提供另外一些票证，总经理办公室四处打报告，为他申请办理布票、粮票、油票，因为没有前例，一时之间也没有下文。想买一辆自行车用来健身，也需要打报告做计划上牌照，没有个把月下不来。自行车尚且如此，汽车想必更难，公司一成立他就提出至少要买三辆车，可四个月后，他还没见着新车的影子，只能坐着一辆租借的上海牌小汽车。
才到1983年5月初，这个天性积极乐观的人已经觉得局面复杂问题多多，越来越烦躁，甚至特地请副董事长雨果·铁林来一趟无锡解决问题。他对铁林和其他瑞典同事抱怨说：“我们处在一种从中国方面没有可能获得帮助的状况。按现在中国企业的这些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合资企业的问题很难解决，工作效率太低，外国投资者将来不会再来中国投资！”语气里满是愤怒和绝望情绪。
罗兰·奥尔松念叨的新车，最后还是由高惠如亲自出面解决的。正在华瑞的食堂吃饭时，偶然听说三台汽车的指标批复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办下来，老太太顿时拍着桌子，要接线员把电话接到北京，对着电话那头劈头盖脑地发了一通火：“你们怎么办事的？机关作风！人家外国人到这里工作，咱们要照顾好，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没过几天，答复就下来了，他们跑到国家计委拿指标，又去办了手续，过了一个月，车子批文到了：伏尔加小汽车一辆，价格二万五千四百元，1983年7月5日到沈阳去提货；上海牌小汽车两辆，每辆两万四千二百五十二元，9月份到上海汽车厂提货。这下子，轮到中方管理者犯愁了——没有汽油啊。煤石公司是依照计委对企业规模的规定核定汽油使用指标的，华瑞公司还在筹建阶段，每个季度用油计划是300升。实际上，光是接送住在湖滨饭店的公司总经理奥尔松、项目经理施格劳特上下班，每天一辆车就要耗油8.4公升，每个月超过250公升；再加上基建阶段从北京、瑞典来的专家、领导和访客熙来攘往，车辆还要不时从市区到马山工地，一个来回就是近100公里。每个季度300升的用油指标简直是九牛一毛，从一开头就超额得离谱，只能靠私下里议价购买那些车辆不忙、指标富裕单位的汽油。直到后来，打听到天津市对大塚、史克等外资企业的汽车用油不设指标、敞开供应，他们才说动无锡市网开一面，照此办理。
一年后，华瑞公司的小车和面包车已增加到5辆，还显得不太够用。这些车，无锡市的苏B001到006号黑色牌照中，华瑞就包揽了5块，这些黑牌车成了无锡街头一道惹眼的风景，几乎是华瑞公司最早的“形象广告”。
“我们愿意为此道歉！”1984年6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的卡比公司图书馆举行的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铁林这样回应高惠如。在一周前的第一天会议上，高惠如代表中方表示，初步设计方案变来变去，耽搁了至少三个月工期，主要责任在瑞典方面，先是因为担心地基问题而增加地质测量项目，随后又因为输液车间设计产量扩大、卡比公司的氨基酸和添加剂生产启用新工艺等原因，让瑞典方面和上海医药设计院的详细设计图、施工图一再修改，造成的损失应由瑞典方面承担。
这是争执不休的一周。预备会、正式会、各种报告和商谈，散了会还皱着眉头讨论的中方董事们——高惠如、李信、徐友镇和代表江苏省医药工业公司的魏铎、王关松——让驻瑞典大使王泽和商务参赞史裕民等人看了也不免担心。倒是高惠如反过来给他们交底：“放心吧，华瑞公司眼下不存在严重障碍，成功把握很大！”
然而，已上升到3250万元的总投资额和越来越漫长的工期预测，足够让中瑞双方压力重重，火气上升。
开工之后，更恼人的消息纷至沓来，设计上的争议已成了最低的声部。尤其让人恼火的，是那些是非曲直看似清晰、解决起来却做不到黑白分明的事情。
工厂外的供电、供水、电讯、道路等配套工程，由地方解决。但开工之后，供电局才发现马圩地区原有电容量太小，华瑞又要求提供两条线路，以防范断电风险——断电超过15分钟，生产的药液就要报废，超过4小时，整个制药无菌生产环境就会被彻底破坏，要恢复至少需要两三星期，损失巨大。因此工厂用电只能从梅园附近市区拉到马山去。架设电路要通过太湖十八湾，那里山峦起伏，林木幽深，车辆难通，水泥、电线、铁杆、铁架，什么都靠人力肩挑背扛拉上去。供电局和无锡的华瑞项目指挥部表示，如果非要增加一路用电，他们可以负责规划、勘测、组织人员克服困难施工，但费用要由企业出。而且华瑞还要缴纳一笔附加地方电力建设资金，否则电也不能如期接通。
自来水厂也通知华瑞，说他们虽然愿意把自来水引到马山工厂区，但那四公里600毫米管径的管道等主要材料，他们没钱也没办法解决，华瑞得自己去批指标购买；消防部门说，按照防火安全规定，华瑞必须让成品和原料仓库远离生产车间30米以上，而不是像现在设计图上那样相连相通；环保部门说，马山处在太湖风景区内，不能有任何污染。华瑞初步方案中的废水处理，是上海医药设计院按照瑞典方面提供的水质、水量和工艺参数做的设计：进水时的生物耗氧量（BOD）是每升200毫克，出水时每升20毫克，BOD减少率90%左右。虽然合乎国家标准，但还不能批准，你们必须继续降低BOD含量，排放的废水要与太湖水达到一样的纯度。
每一个部门都是在照章办事，也都能扼住你的命脉。国内企业遇到类似要求时，最常见的办法是私下沟通，通通关系，也许只要花上很小的代价就能化问题于无形。但华瑞不行。厂区外架设电线，需增加63万元投资，预算里没有列出这一项，就无处开支，总经理也无计可施。何况，在奥尔松和瑞典董事们看来，地方政府本应为企业提供一块万事俱备的“熟地”，现在是找借口违反承诺。
“譬如司机接送客人，答应了就要准时出现，不管路上多堵、你有什么事情，都不是迟到的理由。”奥尔松这样解释。
多年之后，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就叫《没有借口》（NO EXCUSE）。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跨国公司的共同文化：更关注结果效率而不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过程。因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条，如何做到，完全是你个人的事。而在中国，正好相反。
从国家医药管理局和华瑞公司的中方董事们看来，这些新加出的配套费用是“吃大户”之举。
“不能纵容这种现象。地方上拉项目时一切都好说，等到企业开工了就压人家。这可是有外事影响的。”向局领导报告华瑞的新增项目要求时，刚上任的计划处处长孔震宇抱怨说。当然，他也知道，这事儿没法较真。国家医药局谈妥的几家合资企业都在陆续开工，几乎每一家都因“水土不服”不时跑来诉苦，说伸手揩油的多，合资企业办事时总要被抬高门槛。有些标准含糊随意，不尽合理，但企业只有低头让步。否则，误了工程进度和工期，损失巨大。
为了华瑞电力的地方配套问题，医药局甚至还向国家经委打了报告，理由是，外方总经理坚决不肯拿出这笔预算外资金，希望国家经委能拨款予以支持。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看过之后，将报告打回国家医药局并发给无锡市市长吴冬华，只留下七个字的批示：这件事不难解决！显然不愿意介入这芝麻绿豆大的纷争。最终，在市长命令下，电力部门先贴钱垫资架起了两路电线，完工后由华瑞付费，然后通电。供水部门也迅速铺设好华瑞从首都钢厂买来的铸铁管，沿途的几家小厂、村民百姓意外受益，就此用上了丰沛畅快的自来水。
被“与湖水一样洁净”的废水排放要求弄得一筹莫展的外方项目经理施格劳特，有一天突然头脑开窍，有了对策。他请来环保部门的人“叫板”：“我今天沿着我住的饭店走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污水处理设备。这间饭店就在太湖边上，又有大餐厅，排出的污水肯定是富营养的。请告诉我，按你们的标准，它是怎么做到达标的。我可以按它的水平做，不，一定比它做得更好！”
对方当即傻眼。因为心知肚明，此时沿湖饭店、宾馆的生活用水、甚至不少工厂的生产废水都是简单处理后直接排入太湖的，治污投入很少，更别说专门的去营养化设施了。他们刻意提了一个远高于国家要求的标准，不过是希望环境保护一项受到更多重视，促使这些有资金有条件的外国公司采用先进设备，做得更好些。没想到，心太急反露破绽，让自己铩羽而归。
“我们会尽力保护环境，一定达到中国的排放标准。以现有的污水处理设备，再经过几道氧化塘到内河的氧化处理，保证在最后排水口的水质能够达到你们的要求。”施格劳特先生得胜，倒也没再纠缠是非责任，还一脸诚恳地作出承诺。
现在，公用工程中与外界紧密相关的项目，剩下一个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也不高的锅炉房，却成了摇摆不定、延误最久的部分，直至多年之后，还是华瑞一处不大却显眼的“败笔”。
按照国家计委批文，华瑞公司将建设一个主要用于蒸馏水消毒和部分清洗、取暖功能的锅炉房，每年用标准煤五千吨，由国家直接供应。无锡市规划部门和交通局航道管理处也批准公司在太湖边建一个专用的运煤码头，上海医药设计院拿出的初步设计方案中，锅炉房就建在码头区，靠近煤堆场，以保证厂区的洁净生产要求，也免了转运煤炭的麻烦和开销。偏偏就在这时，国务院批转了沿太湖各地市的联合报告，将太湖定为国家一级风景区，太湖规划办公室重新审视了一遍沿湖项目，否决了在煤码头附近造锅炉房的设计。设计更改，锅炉“搬”回厂区里，遭到负责生产部分设计的阿斯特拉公司开发部专家们的强烈反对。“这样做，存在影响产品质量、危及正常生产的风险，将严重影响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现代化药厂的环境要求”，在1983年6月的报告里，他们这样措辞。
问题难以解决，甚至成了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研究来研究去，惟一可行的方案似乎是：用油锅炉代替煤锅炉。这原本就是在可行性研究时瑞典人的建议。油锅炉不仅可以减少大气污染，运输量小，少了码头建设、煤炭堆放和煤渣处理等工作，投资和运行费用也大大降低，可谓两全其美。这一建议原先未被采纳，只存在一个障碍：根据国家的能源政策，由于石油紧张，新建企业只准用煤。
现在，他们再做尝试，申请将煤锅炉改成油锅炉。报告分别打给了国家医药局、国家经委、国家物资总局和江苏省计委，请求将原来计划的直供标准煤5000吨，换成每年直供燃料油2500吨。太湖边上煤码头的土建停了工，等待结果。沈仁涌、廉复等人不时跑到北京去请示催问，强调油锅炉的好处。然而过了两个多月，他们得到回答：除已经建好的锅炉之外，新建企业一律停止建设燃油锅炉，概莫能外。华瑞只能建设煤锅炉！
煤锅炉方案上马，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厂区的公用工程和生产区位置布局都要相应调整：煤堆场必须在下风口，远离车间的通风出口，半封闭，避免露天堆放时在装卸、运输和异常天气状况下的扬尘影响空气；按照华瑞的生产规模，锅炉平均每天要用七八吨煤，虽然厂区离湖边不过几百米，如何把停在码头上的煤炭运进厂也是个难题——只能利用闾江水闸的提升时间靠小船通过。将锅炉烧煤过程中产生的烟尘污染降低到药厂需要的清洁空气标准，意味着更多投资和成本：煤炭燃烧产生的烟尘通过长长的烟道，加装喷淋装置，一道道滤过之后，灰黑的粉尘颗粒几乎全部被吸附、冲洗到回收池内，其余气体通过高大烟囱里排放到高空，已是轻白如云的一抹。以后，这烟囱几乎成了这个没有什么高层建筑的地区以及华瑞工厂的一个标志，走上陆马公路或者太湖大堤，远远就能看见。在蓝天、绿野和湖水之间，一缕淡淡孤烟静静上升、轻轻飘散，常让路人生出浪漫美好的想象。只有那些华瑞的建设者知道，当初他们曾为这支烟囱伤透了脑筋。
计划经济年代里的故事就是这么捉弄人：建在厂区的锅炉房设计让人费尽心机，反复修改，重新订货，工期为此延误了好几个月，增加了投资，更弄得中瑞双方股东互相埋怨，关系紧张。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得到无锡市交通局航道管理处的同意，造好可以停泊两只船的码头港池，协调了闾江口开闸放船的事宜，锅炉房开建，从上海买来的体积庞大的煤锅炉也已趴在厂区里，时间已是1985年底。大家觉得有关“锅炉”的折腾即将结束，多少有些释然。然而此时，他们却收到一份新通知：原有的政策规定取消。现在，华瑞可以得到燃料油指标，有关部门同意他们采用油锅炉了！
2007年初，在我们为了解华瑞的历史而做采访时，当年参与基建的人们不约而同，都说起了这则有关锅炉的“笑话”，摇着头，叹着气。我称赞着已投产20年的华瑞环境整洁、美好时，还有人带着心疼的语气说：“如果当时能够采用油锅炉的话，我们厂环境还要好嘞……”
无能为力。
“国家医药局：
鉴于1983年11月长沙全国金属材料订货会议上，国家医药局系统只分配到约1500吨各类别钢材，其中我公司只分到93吨型钢。因此，对我公司于1984年上半年正式开始施工带来了严重影响。
……按照初步设计概算结果，在建筑方面(不包括安装及非定型设备)需用水泥3200吨；钢材1500吨；木材620立方米；沥青150吨；各类有色金属30吨.在施工单位进入现场前，必须保证50％量的三大材料。因此，在1984年上半年度包括中方职工宿舍用量在内，需用水泥1900吨；各类钢材879吨。目前，我公司只调拨到水泥700吨；钢材303吨，实际差水泥1200吨，各类钢材576吨，与实际需用数相差太大。
综上所述，由于基建材料特别是水泥和各类钢材供应不足势必影响按期开工，也势必影响‘合同书’的严肃性。同时中瑞双方董事长将在1月16日于北京开会。为此紧急报告，望请领导给予研究解决为盼。”
1984年元旦，无锡影剧公司4楼还是一片忙碌，华瑞筹建处的20多人都没放假。新年第一天，公司发出的第一份文件就是上面这份《关于1984年上半年度基建材料供应不足影响施工的紧急报告》。报告同时送给国家医药局内相关的两个部门——计划基建司、物资供应司，以及股东方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国家物资总局、公司董事长高惠如。
“望请领导给予研究解决为盼”，在报告的结尾，起草它的基建项目办公室主任李国杰按申请书格式加上了这句话。他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核对材料数量上，并没想到，新年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讨要，实在是个不太“吉利”的开头。注定了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里，他们将要一次次地捧着报告跑到各级计划、物资供应部门门口去敲门、等待，在冷淡的、不耐烦的、无奈的、同情的眼神和表情面前，一次次重复使用这个句子——“望请领导给予研究解决为盼”。
主管部门的办事人员不耐烦，是因为觉得他们用的太多，讨要的太多。全国有那么多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重点企业，都要靠国家计划来获得改造和发展的机会；单在医药系统，哪一年申请新建、改建、扩建、升级的企业单位不在上百家以上？每回国家医药局捧回当年建材、资金指标时，计划基建司的门槛就要多磨损几分，一家家嗷嗷待哺的企业都跑来叹苦经、讲理由、争取支持，全都踮起脚尖等着从行业大盘子里面分得一小杯羹。僧多粥少，有关部门年年都为指标分配头疼。作为国家医药局投资最大的一个合资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华瑞从一开始就备受重视。只是，它的厂房由瑞典方面设计，建筑面积25700平方米（包括60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但上报的基建材料预算远远高出国内规定的万元指标数。“有钱、物资供应充足的时候，当然是建设指标和生产水平越高越好。但现在国家基础这么低，还要搞这么高标准的工厂，投资这么大，有什么必要？”连医药局和医药工业公司的一些领导私底下都这样嘀咕着。
列入调拨计划、争取到建材指标，只是第一步。一方面，分得的指标总是在上报的需求数量基础上打了折扣的，另一方面，从上报计划到指标下拨的过程中，工程设计和基建需求难免会发生变化，所供非所需的现象普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结果是，每一个行业、系统的计划订货会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物资调剂会”。大会上分配指标之后，各个企业的代表们马上就在底下开起了小会，或在晚上敲开其他代表的门，悄悄地问：“我这儿有24号螺纹钢，你有没有等边角钢，咱们换换？”
以物易物，互通有无，这样的私下调剂很像是原始形态的自由市场，而交易的内容却是现代工业产品。由于信息不够公开畅通，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提供某型号材料的对手，有时如大海捞针。一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所需要的各种配件或材料，有时可能用量极少却非用不可，有时则是规格特殊十分难找，哪怕缺了一种螺丝，也会让整个工程进度大受影响。从1983年到1986年，华瑞是每一次医药系统建材分配会、钢材订货会上的常客，基建项目办公室的成员们走门串会，暂时充当采购员，连到公司不久的会计刘洪泉也被派出去，拿着写满各种规格圆钢、等边或不等边角钢、门窗钢、螺纹钢、槽钢等等建材名称、数量、要求的清单，去按图索骥换东西。
国家医药局、物资部门拿不到充足的“国拨”指标，自己也无力查找到相应厂家、私下调换到合适材料时，他们还能向另两家投资方和上级部门无锡市和江苏省医药局求助。虽然算是部属项目，工程建设时期却已商定由无锡市代管，尤其是到了等米下锅、确保工程进度的紧急关头，还是得靠“地方粮票”。从主厂房建设中需要的大规格的等边与不等边角钢，到用量越来越大的水泥、钢材、沥青等“三材”和制作仓库托架用的原木松材，一张张报告在1984年到1985年两年间也接连不断地飞向省市有关部门，每一次都报告上有“紧急申请”、“急拨”、“急迫要求”字样，里面还要强调兹事体大，牵涉中外关系，请求务必及时解决，以免工程停建。为了确保这个中央直属企业的建设速度，不致产生对外的不良影响，无锡市不得已，只能从其他重点工程计划里调度一些水泥、钢材等，1985年夏天，甚至让两个市属工程暂时停建，省下建材来供给华瑞这个需求大户——由于设计要求大量修改、工艺设备造型复化，到这一年夏，华瑞工程需要水泥量已上升到7600吨，钢材1653吨。
最麻烦的是由阿斯特拉公司开发部设计的主厂房。最初的“模块厂房”，中方设计小组从未听说过，去瑞典参观后赞叹不已，却只能否决——造价太高。改成了普通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施工图一展开，也让人头痛：厂房骨架用的是少见的大跨度钢屋架，宽阔的厂房空间里没有一根水泥梁柱，全靠这些连续钢桁架做支撑。上海方面扩初设计时建议用260吨钢架，等到图纸出来却变成了420吨，而且总共需要42个品种规格，华瑞已经拿到的只有3种、20吨。负责施工的无锡市第一建筑公司当即摇头，声明这样的材料只能由甲方供应。国家医药局计划基建司批准的钢材指标是按照常规建筑要求配给的，这样超大规格的工字钢该到哪里去找，没有人知道。眼看着合同规定的材料供货日期一天天临近，整个项目组急得团团转，公司副总经理沈仁涌到市政府办事时，也逢人就打听“工字钢”，坐在车上嘴里还在念叨“到哪里找这么大的工字钢啊”。司机孙席良听得多了，忍不住插嘴：“工字钢有什么难找的？我以前工作的机械厂都有很多。”
“小的工字钢当然多了，这么大跨度的少。我们全国各地去找都没有，我估摸着只有大型造船厂还可能有。可咱不认识人，说不上话。他们多半是军工企业，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这事，您自己就有办法——您有个老战友就认识江阴澄西船厂的副总指挥，我以前开车送他去过……”跟着着急的孙席良竟然想起了一件旧事，给沈仁涌提了个醒。
沈仁涌马上调转方向冲到老战友家里，硬是把那位老干部从午睡的床上叫起来，直奔江阴去见船厂总指挥。有了牵线搭桥的人，问题迎刃而解。澄西船厂很乐意拿他们的大钢架交换华瑞那些小规格钢材的使用指标——后者可是建材市场上的抢手货。
加长的载重卡车把420T屋架钢梁陆续运到马山，每辆车每次只能装运一根钢梁，卡车上还要加装出一倍的轮胎。等到全部卸落到工地上，如何把它们一次装配起来，再准确吊装到位，成了新的难题。无锡市华瑞项目协调领导小组从刚从军工企业合资转产半导体晶体管的742厂调来了16米的大型龙门吊，但也还不足以吊起几十吨重的钢桁架并让它们一根根都准确着陆、不损伤变形；只能临时调集无锡市吊装方面技术人才现场研究，在现代新设备的基础上，再利用传统的土办法，加上工人的精准操作，终于让最后的吊装一气呵成。吊装钢梁的工地上可谓“众目睽睽”，从副市长薛承志到一干瑞典专家们，都守在现场，既紧张又好奇，想看个清楚。
这是1985年的一二月间，马山工地上完全是一副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景象。不过，这景象还要常常受到电压不稳、停电断电的干扰，而且随着大型吊车的开动，停电也愈演愈烈。两个月前还只是每个月停上两三次、每次一两小时，到了1月份，变成了每周都要跳闸两三次，每次停电时间长到了整个下午甚至整个白天，毫无规律也无从准备。每次大型钢屋架的高空吊装因此更让人提心吊胆，生怕发生安全事故。写着“希能采取断然措施，否则引起涉外事件，将会导致涉外事件，成为以挽回的影响”等强硬措辞的报告，一次次发到无锡市市长吴冬华手上——他也是华瑞此时的中方董事之一，责无旁贷。吴冬华批示、甚至亲自组织协调，问题仍然很难解决：断电并非人为，无锡市和马山区都已尽了最大努力，让沿线单位让电以保证华瑞项目急用，只是，紧张的电力供应和薄弱的基础设施决非一天可以改善的。华瑞的基建工地上，还是自购、安装了两台备用发电机来应急了事。
“图154”晃晃悠悠地在太湖上空转了三圈，总算认准跑道，降落在无锡硕放机场。从北京起飞后孔震宇一路紧裹着军大衣，提心吊胆。这是他当上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计划处处长之后第一次出差。提了处长，出差时就可以坐飞机了，虽然到无锡坐的是支线飞机，起飞和到达时间都没准，但也好过以前乘火车，从订票开始就难，上了火车也总是挤得再插不下一只整脚，密闭的车厢里空气混浊，有一次他甚至是从窗户爬出去下的车。
1985年3月，下了飞机的孔震宇才知道江南的春天并不像诗歌里形容的那样草长莺飞温暖宜人。赶上了倒春寒时节，阴冷潮湿的空气从四面八方钻入外套，让人防无可防。建在河埒口的华瑞公司职工宿舍四周围是一片菜地，行政区划上这里还叫作河埒口乡张桥生产队，过了晚上7点，连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宿舍里没有暖气和空调，呆在房间里似乎比走在外面更寒冷，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和外套，还是只能瑟缩忍耐。
他是到无锡来蹲点的。国家医药局刚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华瑞公司的建设工期和资金问题：施工进度奇慢，原有的合同规定不能兑现；中方抱怨外方设备进来太慢、要求不切实际，外方指责中方乱赶进度，施工质量差，不懂得新材料和缺少熟练的技术工人；项目方怨设计方图纸不明确，设计方说设备有变动，所有管道留孔、墙开口、吊顶高度、门开口之类细部都得跟着一再修改，施工总承包方怨设备材料不到位、图纸修改太大，拖住了他们的人员和设施……原本准备在今年完成土建和建筑安装施工的，现在一拖再拖，一会儿说是明年3月20日，一会儿是5月31日，最新的进度表是7月15日或20日，而按照最初的合同设想，却是1983年9月开始进入施工现场，做好“三通一平”；1984年就是土建施工的高峰期，完成从国内外定购大部分设备的工作；1985年进入安装、试车和投产阶段。双方股东还有更高期望——“为求得最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应该争取提前，也是有条件提前的”。整个工程的竣工日期、开始试运行的时间也不过是1986年8月1日。工期拖得越久，投资费用的变数也越大，资金缺口也越多。比如建筑材料，自开工以来这几年一路走高，管径12毫米圆钢在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的1981年时，计划价是每吨646.71元，到1985年实际采购价已变成了1563元；沥青的计划价是每吨230元，但实际议价每吨已达629元。美元汇率也在提高，光是1984年5月到9月间，就从2.0794元升到了2.4196元，到1985年更直逼3元关口，公司的人民币投资额因此大大增加。1982年原定用于投产准备、人员开支和办公经费等项的开办费预算是282.2万元，但事实上，光是公司筹建的前两年，实际开销就已经达到291.3万元，随着人员培训的展开和外国专家差旅和接待费的增加、办公室面积扩大等等，这部分的费用还在大幅上涨，总经理部正准备提交给董事会会议一份新计划，上面的“开办费”一项已经变成了1058万元。
对于合资企业，国家医药局原本不太关注，它更需要倚重和管牢的还是那几家超大型国营药厂。这一年，最让人头疼心焦的还有福建晋江药厂制售假药现象，首先发难的《人民日报》报道说，近5年来，晋江地区已有几十家农民集资合办的假药工厂，能生产100多种假药，销售额达3500万元。头脑灵活的农民们与一些濒临困境的国营药厂合办“联营厂”，甚至伪造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审批文号，给假药取得合法身份，再通过高额回扣打进各级医药公司、药店和医院，还加入了“公费医疗”的消费体系。比起其他假货事件，晋江假药案显然更可怕：它意味着为了摆脱个人或集体的贫困，人们可以置道德和制度的底线于不顾。在暴利和高额回扣刺激下，原本全国药厂一家管、统得过死却也相对安全的药品供应体系，从此开始一点点溃疡。
医药局对合资药厂采用的是一人负责制，谁主抓，这件事就交给谁去负责到底。最初的联系人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中方派出的董事长。比如，原医药局对外合作司司长林栋担任了天津大冢的董事长；原医药总局副局长高惠如成了华瑞的董事长。一般情况便由他们出面协调加以解决，有时甚至是动用个人关系才能办成一件公事。然而到了1985年，国家医药局参与的几大合资项目中，天津大冢已经投产且很快盈利；1982年才开始洽谈的上海施贵宝即将竣工；由比利时政府赠款援助、投资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也即将动工。只有1982年已合同签字、1983年开始筹建的华瑞项目，眼下格外步履艰难，进展迟缓。
这边是华瑞频频伸手请求支持，那边是各方一片推诿埋怨声，还有一连几十封“人民来信”雪片般飞到北京告状，反映说华瑞这个钱用得不合理、那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常、有人和外国佬勾勾搭搭，等等。国家医药局不能不管，只得抽调人手成立一个协调工作小组，由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副经理茅明安带队下去蹲点。茅明安和孔震宇按照老规矩从局机关和下属的华北、新华等制药厂选调了七位财务、设备、工艺、建筑等方面的行家，跑到无锡来研究这个合资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设计规模不过中等的工厂怎么就老也建不好，大把的钱投下去，都扔在哪儿了？几个人这一蹲，就是一个多月，算账、开会，到马山工地调查了解情况，从冷雨连绵的早春一直忙到突然暴热到30摄氏度的五月初。
他们是带着局领导的支持进驻无锡的。所谓“支持”，就是资金投入上的承诺。到这时，华瑞的建设资金预算已经增加到了3900多万，这数字还是在董事会的坚决要求之下逐项核对削减下来的。好在，这一年，国家刚开始对企业实行基建拨款改贷款。这一政策在此后十多年间对许多企业的建设发展将产生不小影响。对于整个国家投资体系建设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至今仍有争议。“拨改贷”实施的第一年，各个银行对于发放贷款都显得十分积极踊跃，虽然在具体操作方面还存在某些模糊之处。前一年10月，国务院公布了以当年年底借款量为基数决定下一年信贷计划的办法，各家专业银行就纷纷突击放款，信贷规模猛增，甚至带动了人民币投放总量的上升和对美元汇价的下降。汇率下调让华瑞中方头痛，这意味着他们要拿出更多人民币才能与外方保持投资对等。而信贷规模的扩大，却让他们获得借款以尽早补上资金缺口的程序趋于简便、容易——只是和前两年的宏观政策调整、投资紧缩相比，更具有一点市场经济意味而已。
除了人民币缺口，更紧张和短缺的，还有外汇指标。按照双方签订的技术协定，华瑞的生产设备和主要公用设施由阿斯特拉公司代为定购，主要来自瑞典、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的专业设备公司，符合中国人所说的“国际先进水平”，但价格却也让口袋瘪瘪恨不能将一分外汇掰成两瓣用的主事者咋舌和心疼。有些“独一无二”的新设备，甚至没有公开、通行的价格可以参考和比较，对方是不是会在倒手的时候多加几成价钱，或者以次充好呢？一个家底穷酸的人这样大笔地花着宝贵的外汇时，难免要压力重重，疑神疑鬼，生怕会吃亏上当。实际上，八十年代前期，各地在引进技术设备或对外贸易时吃亏上当的事例的确层出不穷，有人高报价，有人以旧充新以次充好，不由人不担心。
让中方董事和管理者更心疼的是：工期延误，和阿斯特拉公司开发部的技术合同服务期不断延长，设计、服务费用大大增加。设计建造一家符合世界卫生组织GMP标准的输液工厂，在国内迄无先例。因为药厂的GMP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才在欧美兴起的。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副院长郑炽本是留学归国的专家，这番亲自挂帅打造华瑞项目，但在建造标准、生产流程等方面，依然须要听命于外方。这一“与国际接轨”，便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来支付设计费，在国内通常只需要整个投资的2%左右，现在却要付10%，用的还是外汇。动工之初，中方曾经和瑞典人据理力争，拍着胸脯保证整个施工时间只要23个月，私下里，中国人还准备提前到20个月，一切计划都是按照这样的时段安排的。到了计划中安装设备、检验、培训的时候，从供应商到“康索辛”的专家、技术人员按时到来，却无事可做，游览闲荡一两周后回去，一边埋怨着这里的低效率误事，这一边的李信、沈仁涌们还得照付高额服务费，格外恼火。
时过境迁。虽然只有短短的20年，但财富的积累和生活的巨变，都让今天的人们很难再去真切体会那个困窘年代里，一群接受了多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一心希望不失尊严地通过“拿来”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追赶世界步伐实现祖国富强的人们，在面对外国合作者时的复杂心情。
华瑞公司外方总经理年薪是10万元人民币，对外方派驻人员来说低得毫无吸引力，对80年代初的中国则是一个天文数字。按照合同规定，外方担任总经理时由中方担任两名副总经理，其年薪为5万元——两人薪水相加正好与总经理齐平，完全符合“双方对等”的精神。不过，这5万元对于李信、沈仁涌以及其他中方管理者们，只是“名义工资”，不能真的装进自己口袋。后来出台的劳动部《外商投资企业工资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这样规定：“中方高级管理人员的名义工资与实得工资收入的差额问题，用于合资（合作）企业中方职工的企业补充社会保险、职工福利和住房基金”。这部分“名义工资”通常被保存、积累在一个特殊账户中。华瑞中方员工的实际工资，完全套用了国营企业的办法，以同类国企的工资收入做基数，乘上1.3倍，再加上因为公司偏处马山郊区而享受的每月7元“进山费”和一点儿奖金。高层管理者也概莫能外。原任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处长的李信当了华瑞第一副总经理后，拿的仍然是“处长”的职级工资和补贴。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这些中方员工中实际工资收入最高的要数总工程师杜保中，他工龄长、资历深、职级高，每月收入在500元上下。
就财富积累来说，贫穷的中国与富裕的瑞典完全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拿着10万年薪的罗兰·奥尔松为没有小汽车气恼，买来两辆自行车只为在湖边健身；而每个月收入才三百多元的副总经理沈仁涌，更习惯骑上一辆“老坦克”跑到市政府去办事。冬天，坐到装了空调、暖气的宾馆和外方经理办公室里开会也让他不自在，因为要注重仪表礼貌，他不愿意脱下棉外套露出已经半旧的家织毛衣，至于腿上套着的臃肿厚重的棉裤、毛裤更没法随时脱下来，以至于常常捂得一身热汗。阿斯特拉公司那边在研究如何派遣更多人员到中国调查市场、打开销售渠道，李信却在向高惠如建议，利用每回中方到国外访问时节约下来的费用和员工名义工资的结余部分，开办“三产”，既对华瑞也对外单位承接一些后勤服务项目，物尽其用，也能给职工们谋点福利。
两种生存状态，注定了面对同样的项目和资金，中瑞双方心态截然不同，一方强调“规范程序”，另一方则要“多快好省”，文化差异加上经济利益上的计较，使得华瑞项目早期呈现的雨果·铁林所谓“最可贵的坦诚”不再，“沟通”、“做工作”很难消解掉频繁的冲突和心底猜疑，茅明安带队的工作组的努力调解可能一时之间奏效，却不能在根本上扭转不愉快、不信任的气氛。
瑞典制药“康索辛”成员之间也意见不一。阿斯特拉制药公司已是世界前40家制药企业之一，连续上市的几个专利新药和强大的营销体系让他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抑制胃酸的新药洛赛克（奥美拉唑）上市两年已有上亿美元收入，还在蒸蒸日上。其他几家瑞典公司各有独门专利产品，但规模和商业生产的实力上却远不能与阿斯特拉相提和抗衡。有规模、有实力，必定意味着发言权更多、影响力更大。华瑞的副董事长雨果·铁林从1979年起已转入卡比维切姆公司任高级副总裁。1984年底，代表阿斯特拉公司的华瑞新董事是拉斯·林德格润，比起文雅温和的财务经理奥拉·维斯汀，他显然态度强硬、咄咄逼人得多。虽然几家瑞典制药公司高层都认可雨果·铁林，但在董事会上，阿斯特拉的代表还是声音最强、要求最多的一个。铁林先生常常扮演的是各公司间公关、协调员的角色。
在几方力量的矛盾冲突挤压之下，总经理罗兰·奥尔松越来越觉得诸事不顺、无力完成领导职责。1985年一开年，他就患了高血压症，住进医院。与两年前初到中国时四处奔走寻找包装材料供应商、对各种本地规则愤怒叫阵的积极劲头相比，他明显有些疲惫或怠惰。奥尔松的聘期要到这一年年底才结束，但他出院后勉强应付了几个月，只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和与一两家国外包装材料厂保持联络。然后在8月份离开中国休假，9月起正式离职，带着一大堆在中国各地寻觅到的新奇、廉价物品，从仿制的军大衣、写有“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帽子到种种中国工艺品等等，回到瑞典，很快开起了书店。我们不知道罗兰·奥尔松离开华瑞时如何看待这两年多在中国筹建药厂的经历，得与失、苦与乐之间的比例是多少。不过，如果从1979年他代表瑞典制药工业协会第一次接待中国代表团、参与项目洽谈开始计算，他的“中国行”故事长达6年，已是人生中不能省略的一笔。
在他罗兰·奥尔松之前，项目经理施格劳特也已提前离职，由欧·斯凡克斯接替。和奥尔松一样，当初施格劳特先生是作了扎根中国三年的打算，举家搬迁而来的，搬家行李中，从电炉、吸尘器、电冰箱到大小灯具、被褥等一应俱全，惹得公司为向海关办理免税手续很忙乎了一阵。但仅仅过了一年，他就带着怒气离开。在早年来华瑞工作的外方管理者中，这样的结果相当普遍：不论是施格劳特还是奥尔松的继任者，都没有留得更久。项目经理的频繁更换，甚至成了影响基建进度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被写进了给董事会的报告。
第二任项目经理欧·斯凡克斯一上任就报告说，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缺乏、停电和施工单位不熟悉新材料等因素干扰了施工进展，人们认为赶进度比保证质量更重要，等到将来环氧树脂和PVC等新型装修材料增加、工艺变得更复杂的时候，这样的认识会带来更大风险。更让人担心的是通风系统，“作为GMP规范中最重要环节之一，它的设计施工相当复杂，但上海医药设计院和无锡一建公司都对这个系统毫无概念。要让这个系统在验收时正常运行，会很困难”。在报告里，他建议请通风设备外国专家提早到无锡指导工作，还要求董事会和总经理批准，“我有就马山工程所有技术问题作最后决定的权力”！
第二位坐进无锡影剧公司四楼办公室的华瑞公司总经理名叫约兰·斯坎伯格，来自阿斯特拉公司。对“最后决定的权力”，这位新任总经理要求得更加干脆。约兰·斯坎伯格上任不久就动手建立、调整公司的管理框架，先是从阿斯特拉公司找来了销售顾问S·威斯特林、财务顾问麦克劳特和一位卡比维切姆公司的产品经理，负责培训和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销售部、财务部并直接向他汇报。到了董事会第五、第六次会议上，他进一步要求，聘用覆盖公司销售、产品、财务、行政、生产、医学等各部门的八位顾问和一位“最好从港澳或海外华裔挑选”的总经理执行助理兼秘书，甚至，还有一个指导中方副总经理的外籍顾问。这些外籍专家们来华旅差费和每日补贴可以由康索辛或瑞典基金会负担，华瑞公司则支付地方费用。他设想，“未来的负责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副总经理在其上任初期，将在各个方面接受华瑞公司和康索辛成员公司的培训，任作总经理的顾问。在国外培训的时间将在三至六个月之间。负责生产和QC工作的外籍顾问将对生产前各阶段的工作负责并直接向总经理汇报。基建工作一结束，负责该方面的副总经理将调到顾问办公室工作，负责生产和QC。在接受这方面足够的培训后，他将接管一到两个部门的全部工作职责”。
他递交给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的另一份报告，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职责和权力规定条例，满满三页的总经理职责条例，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副总经理只是总经理的顾问和咨询助手，凡有争议，总经理说了算。而在这之前公司的章程规定是：重大事项应由总经理和一位副总经理联合签署生效。
这些举动，在中方看来，无异于对合资合同中权利义务对等精神的挑衅和颠覆之举，不能容忍。商量不通之后，副总经理李信也在同一次董事会上提交了一份针锋相对的报告，陈述合资企业的特殊性，认为一位总经理难免会有偏向某方利益的做法，应该凡事有商有量，求同存异。对董事长高惠如和中方股东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他更详细汇报了公司面临的中瑞双方严重分歧情况，主要包括：工程延误的责任问题；基建费用具体分担问题；开办费用激增问题；聘用外方顾问问题；总经理分工问题。李信认为，外方顾问们控制了公司各部门的活动，实质上是架空中方副总经理的举措，还大大增加了公司的开支和后勤服务队伍。
缺少了信任之后，任何一点小矛盾都会变成不可收拾的大争执。
要制作通风管道，却找不到合格的国产镀锌铁皮，65吨材料只能改从荷兰进口。1985年5月，在瑞典通风专家指导下赶制风管的工人打开第四卷进口来的镀锌铁皮材料，发现里面已有点点锈斑。随后经抽查发现，整批货情况都很糟糕，只能向供货方索赔，并交保险公司处理。为赶工期，同时由阿斯特拉开发部从香港紧急订货15吨，但同类产品，在欧洲订货只要每公斤4瑞典克朗，在香港却是每公斤7.4克朗。屋漏偏逢连夜雨，预订好的香港货船又因发动机故障拖了两个月，7月22日才从香港开出。货到上海，项目经理找到刚结束培训下工地报到的大学生宗洋，分配任务：“你去上海，3天之内把它拉回来！”
没去过上海，连海关在哪儿、报关手续和过程都完全无知的宗洋捧了一张地图，找到位于外滩的海关大楼，再花两个多小时，换了四部公交车，摸到货物所在的上港十区，递上单子，人家却告诉他，不对，你需要先去上港九区报关。他只能继续换车、找报关处、填单办手续，再回到上港十区去找货物所在的码头铺位和运输公司。海关和港区的管理员们满怀同情地看着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顶着烈日一趟趟地穿过开阔的货场跑来跑去办手续，到处和人打招呼商量：“我们是合资企业，工地上都停下来就急等着这批货了。请您务必帮帮忙！”平日里架子十足的办事员们都觉得这个合资企业不容易，尽力帮着解决困难，愣是让下午5点钟才赶到港区的宗洋办完了提货手续，又破例免了预约排队等候发运的时间，两天后，货物就装上了三辆集装箱卡车。夜里一点钟车到工地，那边已驾起吊车等候着。体力透支的宗洋回到宿舍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七点乘班车去上班时，心里还在为总算不辱使命、按时运回了货物而暗自庆幸。才到工地，却已听说：这批高价买来的镀锌铁皮，依然有部分锈蚀和镀锌不匀，不能用。
进口镀锌铁皮出现质量问题，在客观上给了中国的基建施工队伍一点儿喘息和反攻的余地。在此之前，他们似乎只有接受指教和指责的份儿。由于完全不懂得一个“符合WHO制订的GMP规范的制剂厂”究竟什么样，从设计、建造到安装、配套等，既要遵守国际规范，又要因地制宜，找不到可资借鉴的地方，只能低着头乖乖做小学生，语言障碍又让瑞典专家、顾问的意见时常在传播中变异，矛盾时时发生。瑞典总经理、项目经理和专家的每一份关于工程质量、工期延误的报告里，都埋怨着中国的产品质量、供应渠道和人员素质的不如人意，中方压力重重。这次镀锌铁皮却证明进口产品也会有问题，它不仅延误了6个月工期，费用损失了好几十万元，更让外方哑了喉咙。
工地上，争执不休的另一个话题是主厂房的地面施工。
从上海医药工程设计院到无锡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和分包单位，没人会相信，自己做不了地坪。按照国内传统，普通厂房建筑都用六米见方的水泥楼板拼接。现浇也行，只要有足够多足够好的混凝土，搅拌成水泥，分块浇注、拼接，再粉浆抹平，不就行了？瑞典基建专家却说不成，按照GMP规范，输液药厂的地坪里完全不能有空隙，更不能有接缝。
“那也简单。我们用粉浆多刷几遍，保证表面看不到接缝，可以达到你那个标准！”
但瑞典人坚持，地面只能用高标号水泥一次性浇注成型，不允许二次加工、粉饰。“分块拼接过的地坪内可能存在空隙，将来会成为细菌的藏身和孶生地，你看不见，也很难清洁，是个可怕隐患”。他们还坚持，再多做几次小规模的一次浇注实验。为此，工地上依照主厂房的设计施工方案新造了一间样板房。里面约30平方米的地坪试做一次性浇注，已做不到水平均一，何况要放大到三四千米的厂房？无锡市甚至调集起全市技术骨干合力攻关，研究讨论，四处打听，耽搁了足足两个月。大家一面做一面在心里不服不忿：我们中国人造了几千年房子，按照祖宗传下来的办法建的药厂都顺利生产着呢，怎么现在就不能用了？
一次性浇注的地面，干燥也是个难题，从中方项目副经理到施工技术员都急于求成，干脆用土办法，在地坪边架起炉子来烘烤。瑞典专家知道了，又来制止，因为担心人工烘烤会让水泥中间干燥不均，产生气泡和裂隙。不过，真到了主厂房浇注之后，用热风加快吹干大片水泥地坪的土办法还是被吸收了一部分。人人都盼望着它能尽早干燥，减少些不安的等待。瑞典专家也对中国工人翘起大拇指，知道此前，他们从未做过一次性灌注，打现浇最大不过10米见方。现在，却是一次性灌注几千平方米。
水泥地干燥、刮平之后，还要浇上一层水平漆。大桶的杏黄塑胶漆水按照一定的顺序要求倒下去，立刻四下奔流融合无间，无需一点人工参与，原本光秃秃的水泥地面就变成了一幅平整光滑的丝绸。分管华瑞项目的无锡市副市长薛承志和秘书长蒋式东这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来，现场开会解决问题，审查材料，同时也带着一点多年主管各种工程建设官员的强烈好奇，想看看，水泥的一次性灌注到底有什么窍门和好处，这在国内从没使用过的进口彩色塑胶漆又是怎么用的。
为做实验而建的样板间，后来成了工厂区的门房——一间外表朴素无奇的小平房，有些暗旧，里面的地面灰扑扑的，毫不起眼。它的地面曾经一次次浇下去又铲掉的故事，已很少有人知道。
无法不焦虑，发火，泄气。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五次董事会会议上，认识到华瑞项目的困难和必须成功的压力，双方达成一致，决定给公司增资。1985年8月，公司又从中国银行拿到500万元人民币基建贷款，但才进11月就只剩下了20万元。现金状况总处在不稳定中；新申请的1700万元人民币贷款，当年只能拿到200万元额度，银行方面还要求他们拿出能反映出公司投资费用和将来前景的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评价。瑞典银行的分期付款期限，也已由“康索辛”出面申请延长一年。公司的未来盈利显得缥缈无期，难于预测，到1985年底的结论是：如果能够在非专利药生产、销售方面取得突破的话，“以此为前提，预计正常年度将在1989年得以实现”。
1985年春夏，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总经理张思忠又受医药局局长齐谋甲之命亲自跑到华瑞来参加董事会和投资方会议，寻找华瑞工期一拖再拖的症结。从药店学徒起步的张思忠，曾是天津医药工业公司经理，也是天津的中国大冢和中美史克制药公司项目引进和建设的主事者之一。他一跑到马山工地，便在心里暗自叫苦：这家新厂，完全不同于他经手建设的其他地方，厂房内光是设置各种管道的技术夹层就有2.5米高，通风管道全是铮亮的不锈钢，将来可以舒舒服服地进行检查维修，保证卫生清洁。凭着对欧美药厂的考察了解和已有的合资药厂建设经验，张思忠明白，华瑞起点之高，真是照着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建造、与国际接轨的GMP样板工厂了。可是这样一来，成本不低，国家要投入多少才行？
8月下旬，在无锡召开的投资方会议，像艰难的马拉松长跑，连续七天每天谈到深更半夜，边算账边吵架。张思忠的精神跟着体重一起往下掉。算下来，除了追加人民币投资外，至少还要三四百万美元外汇。来之前，他准备了120万元外汇，没想到完全不够。恼火而无奈的张思忠时不时打电话回北京请示，甚至急得在凌晨三点钟要通北京的电话，叫醒局长齐谋甲，气呼呼地询问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会我开不下去了！如果是缺人民币还可以想想办法，外汇不够，得向国家经委申报，我上哪儿去弄？”他汇报说，华瑞光是外方就有5家公司，开起会来“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关系错综复杂。现在的矛盾，既有工期脱延、资金短缺、设备不到位等基建问题带来的吵架扯皮，也有将来生产中引进哪些品种、试销、返销等前期可行性研究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种种困扰缠杂一处，又是利益所系，十分棘手。对着局领导，他抱怨说：“我主抓其他几家合资药厂项目，加在一块儿，也没有华瑞一家这么难办过。”
最终，资金上的困难只能由董事长高惠如出面，去跑国家经委、计委解决。
在国家医药总局历史上，副局长高惠如并未留下多少痕迹。但对于华瑞制药公司，这位被大家叫作“高老太”的首任董事长却是至关重要。与国家医药局其他几位主管领导不同，高惠如没有医学、药学或者化学专业的背景。说起她，人们最常提到的是这样一点：高惠如的丈夫，是新中国第一任化工部长彭涛。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者们对这个名字多半会留有一定印象。彭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于辅仁大学，是“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一位主要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化学工业部部长，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显然是一位资历、才能都让人敬服的共产党官员，他在1961年因病过早去世，以后还不时被人提起和追念。
高惠如本人也是一九三五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六参加北平地下党的老革命，曾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人同在太行山区辗转战斗，情同姐妹。她外表清秀，个子娇小，但稍稍接近的人都知道，她个性刚强、爽直，快人快语，敢做敢当。只要她有兴致说，别人就只有听的份儿。更难得的是，这位“高老太”人到暮年，观念却不保守。接手华瑞项目时，她已满头银发，行将退休，大可顺水推舟，听了“不可行”就一推了事。恰恰相反，她却像溺爱“小儿子”一样用尽全力来扶持它。答案也许只有一个：考察欧洲药厂，让她深切感到了我们的差距，认定中国需要建立一些作为样板的药厂，带动整个行业。有人抱怨说，合资企业是帮着外国人来赚中国人的钱；这位“老革命”敢瞪着眼睛反驳：外国人投资当然要赚钱。你不让人家赚钱，他干嘛来你这儿！有人告诉她，外方在合资企业里抓权，管得多；她也有不同意见：合资企业不光引进资金，还要引进管理，如果不让外国人参与，你怎么学得到东西呢？——这样的见识和气度，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足以教人敬佩。
自从“沾”上华瑞项目，高惠如有多少次利用私人关系去为它解决问题，如今已很难数清。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都有陪着老太太去“找人”的经历，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姚依林，到中国银行行长陈慕华，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等等，他们多数曾是高的丈夫彭涛当年的好友、同事或部下，对老太太都怀着几分尊敬，何况她也决非为一己私事来攀交情之辈。
“我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你的！”1987年4月3日，为了获得更多外汇贷款指标，高惠如又一次来找朱镕基时，一开口就这样说。这将是她最后一次为了华瑞的事来寻求帮助了，因为几年前她就声明，等到华瑞建成投产，自己就要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眼下惟一的阻碍是，国家医药局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她的班。朱镕基当年曾和高惠如同在国家计委工作，彭涛则是计委副主任。现在彭涛去世多年、高惠如也从国家医药局退了休，已身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显然十分念旧。此前，高惠如就曾经因为无锡市电力部门要增收第二路电源的建设费用和解决外汇指标的事情几次找他反映，问题最终都得到了解决。这一次，急着出门开会的朱镕基对于这位老大姐的来访仍然郑重其事，特地关照办公室主任仔细了解情况，作书面汇报。这份汇报当天就被他批给了国家医药局局长齐谋甲和无锡市长吴冬华、副市长李祖法，请他们亲自过问并给予帮助。华瑞项目很快被列入此后两年的外汇指标分配计划之中。
为了解华瑞的燃眉之急。高惠如又跑到中南海，趁着中午午休时间找到副总理姚依林，拿着华瑞的报告，介绍眼下的艰难。连国家医药局都觉得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不愿再作投入，作为股东的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不愿再出面，而让华瑞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申请贷款。公司一次次跑到中国银行，连高惠如本人都亲自跑到中国银行去查问了，却就是拿不到贷款。那边，外方股东之一的卡比维切姆公司已经表示，如果中方再不能解决资金和工期问题，他们也准备停止对这一项目继续投资。
那天下午离开姚依林家的时候，高惠如的手里拿了张纸条，上面几行有些潦草的字，是写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今天惠如大姐来看我，提到华瑞公司贷款500万元的问题。希望你能酌情解决。”不用说，华瑞也拿到了这笔500万元的人民币贷款。
姚依林、朱镕基重视、关照华瑞的事，不仅因为高惠如的求情，其实也因为华瑞项目的基建问题和紧张矛盾闹得不可开交。瑞典外交部在1986年底给中国发来照会，希望中国政府给予这个代表中瑞两国友谊和经济合作的项目更多支持，使之不至于陷入困境而失败。瑞典驻华大使也登门拜访中国国家医药局，表示，瑞典方面希望保证他们的首相卡尔松明年来华访问前，华瑞项目能够完工，由首相来为这一两国合作企业的落成剪彩。
中国的使领馆很少参与这类经济活动，瑞典方为了一项合资药厂工程而发出外交照会，让他们十分惊忙，赶紧联络各有关部门，寻找解决之道。华瑞的难题由此迎刃而解：本来完全是正常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求，也完全是“公事”，最终却只能靠私人交情、靠从小道走后门的“通天”本事，或者是借重“外交影响”的政治压力，来获得解决。在华瑞早期立项、建设的过程中，屡屡无奈地使用这样的“旁门左道”，虽然屡屡奏效，却实在让人不免尴尬和感慨。
没有高惠如这样一位特殊的董事长，恐怕真的不会有后来的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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